重读刘少奇《论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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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政党关系理论的局限　　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中国革命经历过大革命的失败和南方革命根据地的丧失等重大挫折。只是在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以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党才达到成熟。这说明，没有成熟的领袖，就没有成熟的党。但党的领袖是一个领导集团，不只是单独的一个个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报告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时，做了过分的称颂，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个人，并把他摆到了党组织之上的不适当地位。　　报告还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起来，认为：“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这种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甚至把领袖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的地位，并不限于刘少奇这个报告。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过份强调领袖个人作用的做法，在后来的实践中产生了消极影响。　　历史地看，这一方面有中国革命历经曲折的实践原因，另一方面也有理论上的原因，对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在其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道：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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