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论文：试论朱熹《增损蓝田吕氏乡约》对徽州乡约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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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朱熹《增损蓝田吕氏乡约》对徽州乡约作用和影响

郑刚

　　【内容概要】明清时期徽州无论是明代前期的里老调处，抑或明代中后期的乡约、保甲调处等，都鲜明体现出道德教化、说合劝谕特点。由于宋时期理学大师、徽州人朱熹极力推崇曾经兴盛一时，但而后几乎销声匿迹的《吕氏乡约》并进行了“增损”，借助朱熹历史地位和影响，明清皇帝在全国大力提倡和实施乡约。在此历史背景下，明代中期以后，徽州乡约对族内纠纷和诉讼理处上裁判作用越来越大，既反映了传统徽州民间纠纷和诉讼的复杂性，又体现出徽州乡约德治自治和法治综治功能。对于打造培育新时代“枫桥经验”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无疑有着积极借鉴意义。本文从朱熹《增损蓝田吕氏乡约》形成原因及对徽州乡约兴盛影响、《增损蓝田吕氏乡约》对徽州乡约影响作用的表现、徽州乡约运作形式对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作用和影响来阐述“朱熹《增损蓝田吕氏乡约》对徽州乡约作用和影响”这一命题。

　　【关键词】朱熹徽州乡约自治作用影响

　　引言

　　在安徽省崇山峻岭的祁门县彭龙乡彭龙村，有一块石碑十分醒目。碑文为《嘉靖五年四月十二日歙州府祁门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碑》，详细记载了徽州乡约劝善惩恶道德教化及治安防御等功能作用的内容。据徽州县志记载，明弘光元年，徽州人汪礼兴等因私砍山木，被业主“状投约保”，在当地乡约保甲共同调处下，通过双方签订和解文约纠纷得以化解。隆庆6年，徽州人饶有寿盗砍杉木纠纷，通过当地乡约的“凭约正劝谕”而未告官。万历42年，徽州金庄宅等产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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